1939年11月初的太行山已是一片肃杀。夜幕降临，野战医院的油灯在寒风中摇晃，如豆的火光照着手术台旁那位高大的加拿大人——白求恩。有人轻声提醒：“医生，你的手指还在渗血。”他只是挥了挥手，继续缝合伤口。
几天后，他终于倒下，高烧四十度不退。11日凌晨，他吃力地支起身子，要笔要纸写信。护士记得很清楚，他对聂荣臻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时间不多了，得把重要的事情交代清楚。”于是那封后来被视作遗嘱的长信诞生了，其中一句格外扎眼——“请给弗朗西斯一笔生活费，分期也行。”
外人不解，为何战火纷飞之际他还惦记已离异的妻子？故事要从半个地球外说起。1890年早春，安大略省深林里冰雪未融，出生不久的白求恩跟着当牧师的父亲四处奔波。母亲每到冬天就咳得厉害，少年白求恩捧着柴火时，心里默念：总有一天要学医。
家里穷，学费只够断断续续交。为攒钱，他在码头搬货，在报社送报。成绩却始终名列前茅。1914年大战爆发，他干脆辍学当担架员。法军阵地上的硝烟让他第一次直面死亡，也让学医的信念彻底发芽。
战后再进学堂，1923年夏天赶考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。阳光下的校园草坪，他偶遇一位英国姑娘，名叫弗朗西斯，一个回眸便把这位北美小镇青年电得心乱。几个月后，两人私奔式结婚，连戒指都是在跳蚤市场挑的。
日子清贫却甜蜜。弗朗西斯拿出仅存的积蓄，支持丈夫东奔西走进修外科。年底，两人拉着旧旅行箱到了底特律，租下临街小屋开诊所。诊金常常被白求恩“打折”甚至直接免单，理由很简单：“没钱也得治。”
高强度的工作换来了名声，也带来了病魔。1926年冬，他开始咳血，被诊断为肺结核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四个字几乎等同宣判死刑。为了不连累妻子，他坚决提出离婚。弗朗西斯哭着说：“这是你自以为的体面。”无奈之下，她还是签了字。
很快，医学史上的一个小奇迹出现。白求恩给自己做实验，硬是用人工气胸疗法把命拉了回来。1929年秋，两人在蒙特利尔复婚，可裂痕并没彻底弥合。白求恩的脑海里只有手术、论文、器械，弗朗西斯却渴望普通家庭生活。一具放在冰箱冷藏的骨骼标本最终压垮了他们的婚姻。第二次离婚，尘埃落定。
也许正因如此，白求恩对弗朗西斯始终怀着歉疚。1937年，他奔走在北美各城筹款援助西班牙，却从报纸上看到卢沟桥的消息。外界还在犹豫，他已拍板：“换方向，去中国！”
筹队伍，买药品，连机票都是借的钱。1938年1月，他带着美国医生贝塞尔和会说山东话的护士琼·尤恩抵达香港。到达武汉时，他一句“我要去最前线”把在场的人都说愣了。周恩来劝他先视察后方，白求恩摇头：“枪声最近的地方那才需要我。”
从延安出发，汽车颠簸进了晋察冀。初见聂荣臻，两人对医疗战线的紧缺达成共识，一拍即合。白求恩索性担起军区卫生顾问，还主动要求骑毛驴巡诊。那副高筒皮靴日日跑在山路上，很快磨出了裂口。
让他痛心的不是自己的狼狈，而是手术台的简陋：镊子是铁丝拧的，纱布洗了再用，碘酒稀到像清茶。说来奇怪的是，他从未抱怨，只说：“条件差更要动脑筋。”于是把破布裁成三角巾，把废弃弹壳改成引流管，还挖洞做土制高压锅。
7月起，他筹建“模范医院”，硬是把几间窑洞改造成带消毒、储藏、洗漱功能的综合医疗点。医护们笑他“爱折腾”，他反笑回去：“今天不折腾，明天就要死人。”医院完工十天，日军扫荡逼近，只能连夜转移。设备背不走，他拍板：“能拆就拆，拆不动就就地掩埋，下次再挖出来用。”
进入冬季，战事升级。10月27日，一上午抬来四十多名伤兵，他连口热水都顾不上喝。忙中划破手指，他把手伸进消毒碗搅了搅，继续开刀。感染的种子悄悄埋下。11月5日，他的体温飙到39度多，仍执意巡视伤员。翻译小齐急了：“医生，再拖就晚了！”白求恩摆手：“别吵，我还能站。”
病情转成败血症后，聂荣臻紧急调集仅有的青霉素，但剂量远不足。一切都来不及了。11日那封信，他一口气写了两千多字，把相机、军马裤、英国皮鞋统统分配妥当，却在末尾加了最柔软的一笔：请同志们务必按月资助弗朗西斯，她无罪，也不该因我贫穷受苦。
12日凌晨五点二十分，帐篷外的寒风呼啸。值班员掀帘而入时，白求恩已安静地合上了眼睛。桌上那封信墨迹未干，灯芯还在轻轻跳动。
山谷深处，送行队伍没有号角，只有厚实的土褥。战士们把他的棺木举过肩头，踩着初冬的薄雪，渐行渐远。
亿融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