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39年11月初的太行山已是一片肃杀。夜幕降临,野战医院的油灯在寒风中摇晃,如豆的火光照着手术台旁那位高大的加拿大人——白求恩。有人轻声提醒:“医生,你的手指还在渗血。”他只是挥了挥手,继续缝合伤口。
几天后,他终于倒下,高烧四十度不退。11日凌晨,他吃力地支起身子,要笔要纸写信。护士记得很清楚,他对聂荣臻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时间不多了,得把重要的事情交代清楚。”于是那封后来被视作遗嘱的长信诞生了,其中一句格外扎眼——“请给弗朗西斯一笔生活费,分期也行。”
外人不解,为何战火纷飞之际他还惦记已离异的妻子?故事要从半个地球外说起。1890年早春,安大略省深林里冰雪未融,出生不久的白求恩跟着当牧师的父亲四处奔波。母亲每到冬天就咳得厉害,少年白求恩捧着柴火时,心里默念:总有一天要学医。
家里穷,学费只够断断续续交。为攒钱,他在码头搬货,在报社送报。成绩却始终名列前茅。1914年大战爆发,他干脆辍学当担架员。法军阵地上的硝烟让他第一次直面死亡,也让学医的信念彻底发芽。
战后再进学堂,1923年夏天赶考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。阳光下的校园草坪,他偶遇一位英国姑娘,名叫弗朗西斯,一个回眸便把这位北美小镇青年电得心乱。几个月后,两人私奔式结婚,连戒指都是在跳蚤市场挑的。
日子清贫却甜蜜。弗朗西斯拿出仅存的积蓄,支持丈夫东奔西走进修外科。年底,两人拉着旧旅行箱到了底特律,租下临街小屋开诊所。诊金常常被白求恩“打折”甚至直接免单,理由很简单:“没钱也得治。”
高强度的工作换来了名声,也带来了病魔。1926年冬,他开始咳血,被诊断为肺结核。在那个年代,这四个字几乎等同宣判死刑。为了不连累妻子,他坚决提出离婚。弗朗西斯哭着说:“这是你自以为的体面。”无奈之下,她还是签了字。

很快,医学史上的一个小奇迹出现。白求恩给自己做实验,硬是用人工气胸疗法把命拉了回来。1929年秋,两人在蒙特利尔复婚,可裂痕并没彻底弥合。白求恩的脑海里只有手术、论文、器械,弗朗西斯却渴望普通家庭生活。一具放在冰箱冷藏的骨骼标本最终压垮了他们的婚姻。第二次离婚,尘埃落定。
也许正因如此,白求恩对弗朗西斯始终怀着歉疚。1937年,他奔走在北美各城筹款援助西班牙,却从报纸上看到卢沟桥的消息。外界还在犹豫,他已拍板:“换方向,去中国!”
筹队伍,买药品,连机票都是借的钱。1938年1月,他带着美国医生贝塞尔和会说山东话的护士琼·尤恩抵达香港。到达武汉时,他一句“我要去最前线”把在场的人都说愣了。周恩来劝他先视察后方,白求恩摇头:“枪声最近的地方那才需要我。”
从延安出发,汽车颠簸进了晋察冀。初见聂荣臻,两人对医疗战线的紧缺达成共识,一拍即合。白求恩索性担起军区卫生顾问,还主动要求骑毛驴巡诊。那副高筒皮靴日日跑在山路上,很快磨出了裂口。
让他痛心的不是自己的狼狈,而是手术台的简陋:镊子是铁丝拧的,纱布洗了再用,碘酒稀到像清茶。说来奇怪的是,他从未抱怨,只说:“条件差更要动脑筋。”于是把破布裁成三角巾,把废弃弹壳改成引流管,还挖洞做土制高压锅。
7月起,他筹建“模范医院”,硬是把几间窑洞改造成带消毒、储藏、洗漱功能的综合医疗点。医护们笑他“爱折腾”,他反笑回去:“今天不折腾,明天就要死人。”医院完工十天,日军扫荡逼近,只能连夜转移。设备背不走,他拍板:“能拆就拆,拆不动就就地掩埋,下次再挖出来用。”
进入冬季,战事升级。10月27日,一上午抬来四十多名伤兵,他连口热水都顾不上喝。忙中划破手指,他把手伸进消毒碗搅了搅,继续开刀。感染的种子悄悄埋下。11月5日,他的体温飙到39度多,仍执意巡视伤员。翻译小齐急了:“医生,再拖就晚了!”白求恩摆手:“别吵,我还能站。”
病情转成败血症后,聂荣臻紧急调集仅有的青霉素,但剂量远不足。一切都来不及了。11日那封信,他一口气写了两千多字,把相机、军马裤、英国皮鞋统统分配妥当,却在末尾加了最柔软的一笔:请同志们务必按月资助弗朗西斯,她无罪,也不该因我贫穷受苦。
12日凌晨五点二十分,帐篷外的寒风呼啸。值班员掀帘而入时,白求恩已安静地合上了眼睛。桌上那封信墨迹未干,灯芯还在轻轻跳动。
山谷深处,送行队伍没有号角,只有厚实的土褥。战士们把他的棺木举过肩头,踩着初冬的薄雪,渐行渐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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